1985年3月9日，全国劳动模范、江苏省农科院副院长陈永康在南京逝世，终年78岁。

陈永康早在40年代，他选育出著名的“老来青”晚粳良种。50年代初，他首先创造了单季晚稻亩产千斤以上的纪录。这以后，他与多学科的专家协作，建立起一整套综合性的水稻栽培技术体系，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水稻“三黄三黑”的育苗诊断理论。60年代，陈永康同志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农业技术指导工作。他长期在农村蹲点，亲自搞水稻高产样板，还跑遍了长江中下游的主要稻区，传授技术，示范操作，对提高大面积水稻的精耕细作水平和实现稳产高产起了重大作用。70年代以后，陈永康同志又致力于研究双季稻、三熟制和杂交水稻的高产规律和技术，并在亲自设计操作的试验田上，创造了麦、稻、稻三熟制亩产超过三千斤的纪录。他还积极参加太湖地区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的建设，探索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途径。

1981年8月23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该报记者颜世贵采写的专访《陈永康的本色》，文中写到：

几天后的一个上午，我终于见到了他。

他穿一身褪了色的补丁加补丁的衣服，黄球鞋，袜子也未穿。头发花白，但很健壮，是一位纯朴的饱经风霜的老农民形象。

听得出来，他不善于言辞，尤其说不了人们常说的那些套话；可是一讲起水稻高产经验，滔滔不绝，言之在理，不能不使你佩服！

“种田是一门科学，科学就是掌握规律。”老陈操着浓重的家乡松江口音说道，“我们讲水稻的生长，以及和水稻生长有关的土、肥、水、气、光、温等自然条件，都是客观存在，都有它们各自的规律。对于这些规律，人们都是不能违背的。如果违背了，就要受到惩罚。当然不是说，我们在规律面前就束手无策；我们可以认识规律，掌握规律，根据条件利用规律。”

讲着讲着，他联系起一段往事：

“记得1958年，我搞两亩水稻丰产田，有位领导同志要我提出亩产20，000斤的高产指标，订出每亩用1，000斤豆饼作基肥的技术措施。我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，亩产20，000斤是不可能的；每亩用1，000斤豆饼作基肥，一是不必要，二是吃不下，三是不切合实际，既浪费，又会成为肥害。我没有接受，还是按正常的情况搞，水稻长得较好。那时常有人跑到我的田头说：‘老陈，你这块田亩产笃定3，000斤。’我总是说：‘没有的，千把斤吧。’后来的收成也确实是千把斤。相反，当时也有少数人不大顾客观条件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结果造成稻子疯长，一亩200斤也没达到。”

陈永康说到这里，停了一下，显得有些严肃：“当然，这是过去的事了。但我们不能忘记。我常想，我们搞科学种田的，一定要老老实实，照科学办事，提供科学的经验，千万不能迎合什么，胡说一气，乱来一通，那就不叫科学了。”

听着陈永康的议论，我想起了他的同事介绍的一件事。

苏南三熟制一直论争纷纭。1980年9月的一天，一位省委书记来农科院，在去看试验田的田埂上，问陈永康三熟制到底种百分之几好？老陈答道：“不能讲比例。讲比例，弄得不好你们就一刀切了。农业生产差别大，要一个队一个队调查，有条件的、适合的动员种；条件不够的下掉一点；实在没有条件的就不种，把地养好，从实际出发。我们国家人口越来越多，不抓粮食不行。”书记点点头：“你这个意见是对的。”

“可是现在，有些地方的科学种田还不扎实，还有不少问题。”老陈打断了我的沉思，“去年我在下面跑，一位县委书记就对我讲，现在有些地方还在弄虚作假，产量不实，往上加，这怎么得了？”

这确实是值得人们认真对待的。

也许在某些人的眼里，陈永康只是一位出色的劳动模范；但我觉得，他更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！